1918年5月，列宁发出了紧急电报，警告苏俄各地：“我们没有粮食了！苏俄正面临饥荒的威胁，国家将因粮食危机而崩溃……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，我要求你们无条件支援彼得格勒！”

自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，战争带来的粮食短缺问题就日益严重，并在1918年春天演变为严重的饥荒。为了应对这场危机，列宁决定通过电报呼吁全国支援，确保国家能够渡过难关。

为保证政权的稳定和胜利，确保内外战争的顺利进行，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天，苏俄实施了“战时共产主义政策”。

这一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“禁止粮食买卖”和实施“余粮征集制度”。为确保这些政策顺利执行，苏俄政府派出了武装的“征粮队”，他们带着武器，试图以军事手段征集粮食和农产品。

1919年1月11日，苏俄政府再次发布法令，规定农民必须按政府要求上交农产品，以支援红军和工人。政府要求农民交出的粮食，包括除“种子粮和保障温饱的口粮”之外的所有剩余粮食。

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，他们几乎没有剩余粮食可交。征粮队不顾这一点，他们不仅要求交出余粮，连口粮和种子粮也一并征收。甚至连中农和贫农都未能幸免，许多地方把他们当作富农一样镇压，这使得苏俄农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强烈的不满，逐渐演变成离心情绪。

“战时共产主义政策”本是一项应急政策，原本目的是为了帮助苏俄赢得内战，保住革命成果。然而在列宁眼中，这项政策却被他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。

1919年1月，列宁在回信给历史学家尼古拉·罗日科夫时，明确表示：“我们不能选择自由贸易，那样就是倒退，我们必须通过加强国家垄断来推进社会主义进程……”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列宁愈发坚定了这一思想。

尽管1920年底国内战争已基本结束，但列宁依旧坚持实施“战时共产主义政策”。在他看来，这条道路依然是建设苏俄的最佳途径。

然而，正是这个错误的认知导致了苏俄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饥荒，以及蔓延至全国的农民暴动。这一切使得苏俄的百姓陷入极度的困苦之中。

战争时期，粮食被征收，民众尚且可以接受，毕竟保卫国家、抵御外敌是每个公民的责任。但战争结束后，再次征收口粮，难免让人心生不满。

于是，苏俄各地的农村居民开始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，并将这种情绪转化为实际行动，不愿意种粮、减少耕地，甚至故意减少生产，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急剧下滑。

1920年，苏俄的谷物总产量比战前减少了一半，而棉花的产量仅为战前的6%。

1918年春天，初现的粮食危机逐步升级，最终演变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。

然而，更令列宁担心的是，随着饥荒的爆发，苏俄多个省份开始爆发农民暴动。

“余粮征集制度”继续实施，成为了引发全国范围农民暴动的导火索。1920年底至1921年春季，乌克兰、俄罗斯东南部、中部、西伯利亚以及伏尔加河沿岸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。

这一暴动潮在1921年2月和3月达到高潮，尤其是在西伯利亚的伊施姆县，参与人数超过6万。与此同时，坦波夫省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，参与人数达到5万。

坦波夫省曾是全球最富饶的地区之一，黑土地带的粮食不仅供应全俄，还大量出口欧洲。然而，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，这里对余粮征集制度强烈反感，局势迅速恶化。

随着政府的严厉镇压，坦波夫省的经济一度崩溃，沦为全国倒数第二的贫困地区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坦波夫省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，这个曾经富饶的粮食大省如今却连自己都养不活。

在这种困境下，苏俄农民不得不开始发起反抗运动，捍卫自己的生存和利益。

与此同时，苏俄首都彼得格勒的一支英雄部队也响应了农民的呼声，发起了起义，支持农民的反抗行动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”。

喀琅施塔得海军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一直是先锋力量，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中，水兵们是最早向冬宫开炮的队伍之一。

然而，在此时，为了声援农民，他们再次起义反抗政府。

列宁派遣加里宁前往劝说水兵停止起义，但未能成功。最终，列宁决定采取武力手段镇压起义，并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：“我要让你们几十年内不敢再有反对派的念头。”

1921年3月17日，图帅带领8万大军进驻，开始了剿匪行动。此次行动的规模庞大，所动用的武器装备不言而喻。

这场大饥荒和农民暴动对苏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，也使列宁首次认真审视“战时共产主义政策”的合理性。

1921年3月，列宁终于决定放弃“战时共产主义政策”，实行过渡性的“新经济政策”，通过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，并允许农民保留剩余粮食并进行贸易。

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和红军的进入，饥荒和暴动很快得到了平息。

尽管苏俄农民凭借顽强的意志保护了自己的利益，但他们的幸福生活并未持续太久。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随之而来，农民们的生活将再次面临严峻考验。